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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再启新征程——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
日期:2015年06月01日      经济日报

  “说句心里话,非常惭愧,我没给国家做多少事情,还劳大家这么兴师动众。”他一贯平缓的语调突然加快了点,脸上迅速闪过几分羞涩。在众多媒体注视下,8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开始了他的开场白。

  “我做过的研究,主要包括光化学烟雾、煤烟型污染、酸雨监测及环境量子化学,”说着,他低下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向记者强调,“这些课题,每一个动辄需要几十人参与,有时甚至成百上千人。”

  虽然王文兴自我评价是“一名大学水平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王文兴却是一位“殿堂级”人物,几乎无人不晓。

  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对王文兴充满敬佩:他是我国大气化学的奠基人。现在提起大气环境容量,大家已不陌生,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开展了相关研究,污染物总量控制理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不过,更让柴发合打心眼里佩服的是,这位国内环境科学界的“泰斗”早年从事催化研究,53岁才“转战”环境领域。

  此前,王文兴在催化研究的科研道路上“纵横驰骋”,建树颇丰——在国内率先开发了催化剂测定和催化反应研究新方法。1980年,由于工作需要,王文兴被派去筹建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虽然环境化学专业和自己专业接近,可此时的王文兴已年过半百,不再年轻了。

  一切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深知时间紧迫,王文兴一手抓环科院建设,一手搞科研。“当时,环科院还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农村,冬天临时工棚里冷风嗖嗖,晚上要戴着帽子裹着棉衣睡觉。虽然条件有点艰苦,但不到3年就与同行合作拿到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忆及当年,王文兴有些欣慰地笑了。

  这个获奖项目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兰州光化学烟雾研究。通过历时3年的现场观测,王文兴发现,兰州地区光化学烟雾为石油化工型(来自石油化工废气的光化学反应),与美日等国城市光化学烟雾和霾形成机理不同(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并据此提出控制对策。很快,兰州摘下光化学烟雾污染城市的帽子。

  此后,凭借个人超常付出,王文兴及团队在环境科学的大道上越走越顺:

  查清了晋中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等污染物)浓度的时空分布、转化和传输规律;

  通过现场观测和计算得到太原、沈阳两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并制定大气污染控制对策,由此建立了大气环境容量的理论概念和技术方法;

  首次计算了我国重要大气污染物和酸雨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的全国历年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地理分布;

  首次观测得到全国降水酸度和离子浓度地理分布,发现我国酸雨面积已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拿到我国环境科技领域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行来函进行交流;

  率先将量子化学研究方法引入环境化学领域,并取得重要进展。

  “我国是化石燃料消费大国,没有发生伦敦烟雾那样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区域性酸雨也没像在欧洲、北美那样导致大面积森林衰亡和湖泊鱼虾死亡,这与王院士的研究密不可分。”柴发合深有感触地说。

  王文兴的贡献,业内有目共睹。但对熟悉他的人而言,他身上那股对科研痴心不改的劲头更富感染力。

  1965年,当时的化工部准备提拔王文兴担任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得知这个所的任务是研究涂料,跟自己的专业毫不搭边,他先是拒绝了。“可再怎么着,个人得服从国家呀。”到了涂料研究所,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向化工部申请做原来的研究,“不管什么地方都成,只要能做回‘老本行’。”再三请求下,化工部同意了。于是,王文兴到了天津化工研究院,一待就是10年。

  1976年,“幸运”再次降临王文兴身上。天津市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市委组织部让王文兴当副主任。想到又要抛弃业务了,王文兴硬着头皮拖了半年。这时,有人给他传话,“说再不去就要处分我了,我想这回麻烦了,就去报到了。”说着他笑了。“我记得很清楚,报到时有人说‘给你连升两级你不干,给你处分你才来’。其实,我没计划长期干,晚上都在学习业务,准备一有机会就做科研。”

  不得不“当官”的那几年,王文兴撰写了我国催化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工业催化》,并与几个同行合作翻译了一部日文专业书,但他总觉得“还不过瘾”。

  机缘巧合,王文兴进了环科院。事实上,这一机会同样来之不易。那时,天津市环保局想让王文兴任代理局长,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也极力挽留。无奈之下,王文兴请求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以借调的名义去筹建环科院,天津市这才同意。这一借就是三年,期间王文兴的任命书早到了,但他不管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