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中国并不风和日丽。
 
　　尽管“四人帮”的阴云已经散去，太阳的光芒开始洒向大地，但是浩劫之后的中国，如同刚刚被大火烧过的森林，破败、荒凉、混乱，甚至蛰伏着新的危机。

　　而且，“两个凡是”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人们心头。

　　很多人意识到，时下的局面只有那个“矮个子巨人”收拾得了。于是，在这些人的坚持下，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8月1日，有关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教育工作。他认真地听着，时而眉头紧蹙，时而若有所思。

　　他们谈到了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难以平静。

　　他提议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听一线科教工作者的看法。

　　8月4日大清早，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33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从全国各地赶至人民大会堂。

　　他们互相问候，尽管彼此之间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他们毕竟一同度过了狂涛大浪，他们毕竟同病相怜———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曾有过相同的称谓：臭老九。

　　十几年前，他们中曾有人来过这里。这里依旧那样辉煌，只是世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感慨，万千感慨啊！有人喊：“小平同志来了！”掌声，热烈的掌声。

　　三落三起的邓小平，虽年逾古稀，却健步生风。他带着沧桑之后的笑容，与大家握手问候。

　　大家不分尊卑围坐成一圈。邓小平说，他是“自告奋勇管科技和教育”的，“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

　　方毅主持会议，鼓励大家大胆说，不要有所顾忌。

　　他们当然要说。他们说到了知识分子的非人待遇和地位，说到了现在科研和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邓小平的听力已然不好，坐在身边的女儿邓楠一句一句为他重复着。他认真地听，时而点头，时而笔记，偶尔还插问一两句。

　　除了一天下午有重要安排，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以外，接下来的几天，邓小平总是早晨八点半准时到，中午稍微休息一会儿，直到晚上华灯初放时离开。

　　他太想知道“四人帮”到底把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他知道，实情只有一线的工作者最清楚，他更知道，他们早就需要他倾听了。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所顾虑，还没有抱定主意究竟要不要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此时，邓小平的行动让他们重温了已是十几年都不曾有过的被重视、被尊重的感觉，他们不再是“没有改造好的”，也不再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而是“知识分子”！

　　于是，他们郁积心头多年的话一下子喷涌而出。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满含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根本没法安排大学应该学习的课程。

　　邓小平当即严厉又不无讽刺地批评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时为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几十万合格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说着，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邓小平看着面前这位又瘦又高、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人，赞许地点点头。

　　查全性顾不上观察邓小平的表情，事实上，他顾不上观察任何人的表情。

　　他旁若无人地痛陈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重大弊端：“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兵子弟。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的说法，这样就有了第三个弊端———坏了社会风气。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他稍稍停了一下，这才注意到邓小平正认真地看着他，那神情似乎在鼓励他：好！说下去。

　　他说，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邓小平点点头，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大家早已对以推荐为主的招生方式忍无可忍。于是，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等科学家接着查全性的话茬，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这个问题的确要命。往年这个时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新生也该整装待发了。今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虽说稍晚了一些，但招生工作会议已经结束，报告可能都送呈国务院了。

　　“来得及，最多晚一点。”在座的多位几乎异口同声。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邓小平略一沉吟，微微侧首，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去没有？”

　　“上午刚送出去。”

　　邓小平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说：“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他接着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何等的勇气和胆识！

　　全场的人静默无声，大家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除了拼命鼓掌之外，他们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他们为自己高兴，为年轻人高兴，以至高兴得手足无措。

　　谁也没想到消息会传得如此之快。第二天，北京城的大小胡同里谈论的话题，不约而同地几乎全是和恢复高考有关。但是，毕竟是座谈会上的小范围谈话，还没有形成文件。因此，更多的人只是将其当作一种希冀而非事实。

　　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查全性笑笑。

　　时年52岁的查全性，曾在苏联留过学，师从电化学创始人弗罗姆院士。但当时他并不很有名，只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而已。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大概是在8月2日，学校的一位领导对他说，北京要开一个会，得派一个人去，你去吧。他不知道是什么会，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时间特别紧，他和当时的校长刘道玉乘一架小专机飞赴北京。

　　要说他在扔这个“炸弹”之前没有顾虑，那显然不实事求是。

　　2004年4月，我在武汉大学采访他时问他：“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势力，你哪来那么大胆子？”

　　要知道，废弃高考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的当权者又高扬着“两个凡是”的旗帜，这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就因为“两个凡是”的影响，恢复高考的决定在当年又差点落空。

　　查全性说：“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气氛已经相当宽松，大家什么情况都反映。”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也使他隐隐觉得，这个会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在查全性看来，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就很不错了，顶多再讲几句话。但是邓小平当时的做法完全出乎查全性所料。

　　此前，他一直在等机会。这时的气氛让查全性意识到，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不是太大的风险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不说，连这种可能性都不会有。

　　他想起他的学生基础之差，想起自己的儿子已经当了2年工人和7年农民，整整盼了9年，想起那么多年轻人被耽误，他觉得，再不说简直是罪过。

　　因此，他站起来讲话时，是“目空一切”的，甚至没有顾得上太在意邓小平的反应，只记得讲完时，赢得了邓小平的赞许，赢得了掌声。

　　当天下午散会后，邹承鲁找到查全性，两人深入地交流了一番。邹承鲁对查全性下午的言论深有同感。

　　8月7日一大早，牛谦钻出窑洞，像往常一样准备下地干活。

　　他高中毕业后，在晋北的山沟里已经当了两年多农民。

　　广播里，播音员突然在说高考的事。按照惯例，每年都那么招人，没什么好谈论的。忽然，他有了一种想法：是不是要高考了？

　　他又不能肯定，因为广播里没有这么说。他的预感再一次告诉他：这可能是真的。

　　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谈论高考的文章。

　　他赶紧找出早已落满灰尘的高中课本，从头学起。数理化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当年被强行划入“革命理论班”之后，这些东西就被扔在了一边。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农场。

　　太阳刚刚从山顶上探出头，万道金辉斜洒下来，洒向橡胶林。

　　此时，刘伍明正背着胶桶、胶刀走向橡胶林，开始他两年来周而复始的劳动。

　　昨天，北京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

　　此时，在祖国各个角落，成千上万个知识青年同他们一样从睡梦中醒来，钻入煤窑，爬上山冈，走进田间……

　　他们都是走着毛主席指出的光辉的“七?二一”道路，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在那个时代，他们被迫扔下书本，从他们生长的大城市跑到黑龙江，跑到内蒙古，跑到西藏，跑到云南……

　　8月8日，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闭幕。5天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会议几经反复，在长达40多天的马拉松式竞争之后，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

　　文件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直到现在的11年间，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

　　于是也就有了教育史上罕有的一幕：当年报考的考生，小到十五六岁，大到三十而立，甚至当年的大学里还有母女同班的。

　　10月21日，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将此消息作为头号新闻。

　　11年，整整关闭了11年的考场终于敞开大门，以公平的姿态邀约有志青年来此竞技。

　　消息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无数有志青年的心灵。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身在农村的青年们巨大的希望。

　　人们的命运和知识再次联系起来。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他们发疯一般欢呼雀跃。他们想放声大笑，却忍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科技日报）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