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过21点，庄先生和一帮香港朋友信步跨过罗湖桥回到深圳，再“打的”到皇岗村，开始了他们的夜生活。
    皇岗村，深圳的一个普通村，这里是庄先生的家。鳞次栉比的楼房，高耸华美的钟楼。街心的雕塑，广场上的音乐喷泉，流淌着一片温馨、祥和……使人仿佛觉得置身于一座文明而美丽的现代化都市。改革开放后，深圳实行农村城市化改造，世代以耕渔为生的皇岗村，一夜之间成立了皇岗股份合作公司，村民成了公司的股东。短短几年，村里竖起了500余栋6层以上的楼房，其中国皇大厦、皇都花园等都在30层以上。集体固定资产超过5亿元；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由当年的200多元提高到3万元。村民都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新楼房，许多人家还拥有私家车。庄先生除了作为股东有分红，还有自己的生意，几幢楼每月房租就上万，在香港朋友聚会也多由他来买单。

    这里也曾是这几位香港人的家，只因当年逃港，他们被开除了村籍。他们每每来到深圳走亲访友总是感叹，现在算懂得了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香港和深圳不分河东河西，而是处在深圳河的南岸北岸。1898年，英国人逼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就成了深圳与香港的界河。直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深圳河更是隔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柏林墙”。曾几时，南岸的香港人忙着建设“东方之珠”，河北岸，却是阶级斗争警钟长鸣。

    许多老深圳人最不愿意回忆又是最难以抹去的记忆，是当年不时传来警犬的狂吠和偷渡者被抓获的叫声。从50年代后期开始，深圳先后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民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到了1977年，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

    在深圳河最窄处，跳远运动员可以蹦过去，北岸的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币；南岸几百米外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几万港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全是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北岸衣衫褴褛，南岸灯红酒绿。

    问起当年为何没逃港，庄先生说，好日子谁不想过，为了大家的幸福只有牺牲自己了。庄先生兄弟5个曾秘密开会，商议谁走，谁留下照顾多病的老母，结果排行老大的他无奈地留在了深圳。

    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有深圳河作证。

    共产党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深圳河作证。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深圳一带的“逃港”热潮，作为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自然是广东汇报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听后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的话，当时的人们听来像个谜。部队管不了，那谁来管？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只有改革，只有开放，共和国才能谱写春天的故事，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邓小平注意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圈。邓小平约见广东省委领导人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你们去闯一条路，也可能是血路，但我们别无选择，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深圳特区不辱使命，为社会主义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也让自己成了人们向往的乐园。对改革开放有着强烈的想往和追求的年轻人奔向深圳，这种向往和追求，不亚于当年大批有志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的那一股子劲。弹指一挥间，深圳已是聚集平均只有28岁的700多万年轻人的大都市。

    现在不仅当年逃港的想回来，更有无数高级人才跨过深圳河，继港商北上投资、港人北上置业后，港才北上潮替代移民潮。一项调查显示，有着5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的香港中层会计师中，超过40％希望到内地工作。8月8日，深圳（香港）人才招聘与智力交流会，在维多利亚港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有300多家单位报名招聘，3600多职位虚位以待，上至公司CEO，下至酒楼大厨，涵盖金领白领蓝领，深圳企业开出了年薪50万美金招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堪称深圳历次海外揽才之最。交流会只租用了香港会展中心A馆与B馆，但港方考虑进场求职的人较多，特别决定把当天的C馆腾出，免费以作公用。

    实际上深圳还有一景；每天早晚在口岸一队队身背小书包头戴小红帽的小学生从深圳河北岸走向南岸，再从南岸走回北岸，往来于深港之间，像自由的鱼儿,看了让人赏心悦目。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