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资源：正是千帆竞发时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这流传千年的古训，在改革开放前一度被忘却。然而，随着30年前这场社会变革的兴起，“开放”与“改革”，已深深融入我国重建、壮大人才队伍的考量与行动之中。
　　
    从52名访问学者到121万留学大军
　　
    托福、GRE，现在的大学生几乎无人不知。一浪高过一浪的留学热潮，托起了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炒热了专业网站“寄托天下”，也让大学里BBS的“飞跃重洋”版长盛不衰。
　　从1872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生到1978年，106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只有14万；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21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121万留学大军，是怎样迈出第一步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30年之后又怎样看待这段经历呢？“要成千成万地派”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讲话：“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
　　教育部为落实这一重要指示，迅速制订计划，采取措施。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52名访问学者，这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访问学者。从绝望到惊喜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柳百成，用“绝大的惊喜”来形容自己得知入选第一批访问学者并成为领队的感受。上世纪50年代曾两次入选留学生名单，又两次未能成行的经历，曾使他深感自己出国希望的渺茫。
　　文革期间，虽然身边很多人在无休止的运动、批斗中告别书本，柳百成却始终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白天在校办工厂繁重的8小时劳动，耗不尽他求知的热情。图书馆里那些被他看遍的专业期刊和一本本厚厚的笔记，在长久的沉默之后，终于成为他踏上留学之路的见证。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被选中出国，文革时已经做好了一辈子呆在农村的准备”。两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陈俊亮谈起这段经历，至今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虽然是给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做配套数据传输系统的701项目的成员，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陈俊亮一直被列为“只专不红的典型”。1969年他第一批被下放到农村。“我不得不卖掉早年留学苏联时带回的两箱书，当时收书的人不要硬皮书，还得把硬皮封面一个个撕掉……”心情低沉到极点的陈俊亮，哪里想到几年之后，他会和50余名学者，穿着款式一样的深色大衣漂洋过海，走向世界科研的最前沿。在怀疑中证明
　　关闭国门多年的中国，派出的访问学者水平究竟如何？并非没有受到过怀疑。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就曾经讨论过，是不是该收这批留学生的学费？“当时有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犹太裔教授提出来，在人还没有来之前，不应该随便下结论，而且愿意自己先收一个留学生。这位教授就成了我的导师。”能够师从时任国际信号处理学会主席的奥本海默教授，1991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李衍达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为了能够尽量多的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李衍达在暑期选修了一门专给高级工程师开的课程。“这门课程最后的考试很有意思，老师在一枚芯片中预存了一条信息，要求学生取出这条信息并让它显示出来。在30多个工程师中，我第一个完成了任务。老师有些不相信，问我结果，我跟他说，就是‘Hello’。”
　　这个源于积累源于自学的第一，开始改变讲究实际的美国人的态度，麻省理工大学不再讨论中国访问学者是否应该交学费，甚至开始给一些人发津贴了。
　　美国科技的发达程度，似乎都超出了几位院士的想象。
　　“我出国前是准备学习硬件测试的，到了美国发现都已经过时了，而美国人所热衷的软件测试，当时在国内几乎还没有起步。”陈俊亮回忆说。
　　“当时我都40多岁了，在国内从来没有见到过个人电脑，而我房东太太的儿子，不过小学三年级，已经把自己的苹果电脑玩得很熟了。1976年清华才有了第一台扫描电子显微镜，而在美国早已非常普及。”柳百成感慨不已。
　　这样的环境对于不断求新求变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诱惑，然而……
　　“当时就是一门心思要把我们国家的科技搞上去。”李衍达没有一丝犹疑。
　　柳百成也有同感：“有一次我和美国的中小学生座谈，他们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我用世界名曲中的一句歌词回答了他们：‘Home,sweethome,thereisnoplacelikehome.’（家，甜蜜的家，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她)”
　　“我记得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的夫人卓琳跟我们说：‘希望你们学成回国，不然老头子睡不着觉。’我吃了国家的饭，拿了国家的钱，就应该为国家做点事，不然良心何在？”陈俊亮很动情地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首批52名公派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全部回国。
　　截至去年年底，留学回国人员已达32万人。他们在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国防、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留学回国人员在许多重要岗位占有很大比例：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占77.61%，两院院士占80.495%，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占71.65%，长江学者占9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占72%。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曾经预言，“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今天，人们看到，小平同志的期望正在变成现实。

　　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高考

　　高考，即使在今天，依然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不难想象，当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之门在1977年重新开启时，对那些如饥似渴地渴望知识的年轻人，以及已经不那么年轻的人，意味着什么。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布置下，高考恢复，这也是1977年以来唯一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不一样的年龄一样的珍惜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田刚1976年高中毕业，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他是江苏电视机厂锻造车间一名做模具的普通工人。
　　田刚回忆说：“那一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但都很单纯，学风也很好。我一进宿舍，就看到一个老三届的学生在看苏联出版的高级微积分……”浓厚的学习氛围让田刚彻底放弃了在家住的念头，和同学们一起扎进了知识的海洋。
　　而中科院院士石耀霖1966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地质力学的研究生时，已相隔12年之久。谈起这段往事，石耀霖还记得：“那时候准备考试的很多人都已经为人父母，真的是‘一只手抱儿子，一只手看书’。虽然经历和背景都不相同，但对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的珍惜却是一样的。”希望与使命同在
　　“恢复高考前我完全没有想过什么叫‘事业’，听到这个消息，突然觉得人有希望了，很多事都是可以做的。”田刚把高考视为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我十分感慨，如果没有他下决心恢复高考，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也就谈不上什么成就了。”
　　“文革期间，美国登月成功，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作为科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受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心里很着急。”虽然学以致用受到限制，石耀霖始终相信：知识总有一天是需要的，否则，一代人的使命怎样完成？当深造的机会终于降临时，使命感化作了不竭的动力：随身携带的单词卡片，公交车上专注的神情，与同学合用的录音机，都是他忘我学习最好的注脚。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恢复高考的30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高校录取率从1977年的4.7%增长到2006年的56.85%。中国自1999年起实施了大规模高校扩招，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2002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已达275万人，增幅高达154.6%。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共计105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经济振兴的关键在科技，科技进步的基础在教育，教育发展的目标在人才。改革开放以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种层次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正一步步转化为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