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深圳的“两会”和党代会上，一个现象引起多方关注：越来越多的“科技富翁”坐在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代表的席位上。
    让科技企业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有人起初还有点儿疑虑。然而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回答却坚决肯定：“我们就是要把科技创新企业家的名称叫得更响，请他们参与自主创新的决策！”
    常务副市长刘应力上周末又向记者透露了最新消息，深圳拟在贸工部建立“企业家服务处”，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家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甚至帮他们进行危机处理。李鸿忠补充说：“对，就是要让企业家在深圳感到舒服！”
    为什么市领导如此青睐企业家？看了下面几个故事，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他，让天上掉馅饼
    大学教授、董事长、“知本家”还是总经理？谈起自己的身份，冯冠平戏称为“不三不四”。而记者把他作为企业家来写，是因为他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创新。
    一个人怯生生地问上帝：“我可不可以在祈祷的时候抽烟？”上帝大怒。另一个人笑嘻嘻地问上帝：“我可不可以连抽烟的时候也在心里祈祷呢？”上帝大悦。
    那个笑嘻嘻的人就是成竹在胸的冯冠平。在他看来，当创新精神真正成为信仰时，获得精神自由的企业家已不必拘泥于“形”，就像随时随地可以随心祈祷，企业家精神不仅存在事业中，更存在血液里。
    冯冠平，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深圳清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率领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在深圳成功地孵化出一批批创新型企业，既实现了科研项目滚滚来，又是“财源滚滚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深圳的天空还真能掉“馅饼”。
    1996年，冯冠平南迁深圳，创办清华研究院。是继续走吃皇粮的老路，还是按市场方式运作？他毅然选择了后者。6年间，深圳清华研究院平均每年15个项目产业化，技术价值超过10个亿，孵化企业达310家，总产值110个亿；企业销售额较1996年增长了7.8倍，利润增长了8.1倍，发展速度是同类企业6倍，研究院的海外人士超过100名。
    “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一直十分困惑，那里有一批重点实验中心，但一直走不出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子；到了深圳，我感觉豁然开朗，海阔天空！”冯冠平感慨地说，“到深圳后我发现，除了科技这个生产力还有其他的生产力，包括资金、人才等等很多要素，其中管理也是一个很基础的生产力。”目前，深圳清华研究院拥有生物医药和光电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研发基地，同时设有6个重点实验室，仅光电实验室5年内就承担了108个项目，研发力量之强国内罕有。
    冯冠平把这些变化归功于研究院运行的“四不像”理论。所谓“四不像”指的是，研究院既是大学，也不完全是大学，因为文化不同；既是研究机构，也不完全是科研院所，因为内容不同；既是企业，也不完全是企业，因为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也不完全是事业单位，因为机制不同。
    总有人追问这到底像什么，其实冯冠平就没想让它像什么，创新就是前所未有，只要有利于创新怎样都可以。大道无形。
    在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周路明看来，深圳的自主创新之所以能够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在于，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或技术专家）掌控着自主创新的话语权。技术方向的选择，商务模式的形成，人力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架构的设计都是由企业家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企业的自身条件来选择，技术被当成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长期以来困扰自主创新的“唯技术论”观点在深圳被彻底抛弃，结果反而使得技术要素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他，成就了“世界第一”
    彭朝晖，赛百诺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公司的始创人，一个回国创业的海归。他是生物化学博士，毕业于国内著名医科大学，曾任大学教授、博士导师、教研室主任、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在日本千叶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并曾在美国两家生物制药公司工作。十五年来，一直从事基因治疗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工作。
    记者想写一个放弃了国外高薪诱惑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国的学者。彭朝晖说那是没有的事，他称自己做这件事，只不过是为了圆梦。1997年从美国飞来深圳，他就开始了基因治疗事业的圆梦之旅。再早，从文革的1967年始，他就走上了医学之路，系上了攻克肿瘤的心结。
    对于企业，有时选择创新，就像决意一场“豪赌”。彭朝晖“第一桶金”的“赌注”压得很大———基因治疗。
    制药，意味着什么？赢，盆满钵满；输，一贫如洗。一家投资公司加盟时，彭坦诚相告：此事成败未知，三成成功，七成失败；到一期临床时，彭多了几分把握，说70％成，30％败；到最后胜算变成了80％，如履薄冰的他仍然给投资方“打预防针”：“虽然失败的几率只有20％，但这20％随时能变成100％，过亿投资付之东流。做药的结果不是‘多’和‘少’，而是‘有’和‘无’。”
    彭朝晖懂得，风险投资不怕风险，就怕不知道风险。然而，投资方把过亿的资本投给了彭朝晖，却从来没向企业派驻过一个人。
    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眼光，不仅对项目，而且对人。当你看到一个一米九的身躯，坐进老款的小本田车；一个可支配上亿元资产的“知本家”，不要司机，不要随从，为事业奔波不停，你就理解投资者为什么放心了。
    但彭朝晖清楚，创业也是在冒风险。对世界第一个基因治疗药，无论申报答辩，临床试验，还是生产质控，每一个环节都如急流险滩，稍有不慎，就有灭顶之灾。对新药，有人做过统计，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1000篇文章中，可能只有100篇文章中提及的项目被开发，只有10个进入临床，1到2个最后才能成功。要做一个新药一般要花12年。为此虽为公司的董事长，他却亲自去做临床实验，“因为我首先要知道，它临床安全不安全，有没有效，我一定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有时还到病人家里面去看”。
    从大学教授到企业家，这种转变不容易。有一次，为了临床试验，他到一家医院找一个教授，也是领导。彭朝晖在办公室门外整整等了两个半小时，只为见面讲10分钟的话。说实在的，大学教授做了，博导也当了，教研室主任做了，研究所所长也干过，国也出了，书也编了，文章也发表过百遍，夫复何求。可是角色变了，现在轮到你求人，就得受着。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彭朝晖说，有目标，有勇气，有信念，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
    2003年，成功终于变成了100％。
    在全世界近100家基因治疗公司、1000余个临床方案中，彭朝晖的“赛百诺”公司研制的“今又生”脱颖而出，拔得头筹。2004年1月，“今又生”领到准字号生产批文，中国基因治疗走上了产业化的进程。
    后来，当地球人都知道他的创新成果成为基因研究和生物高技术领域新的里程碑时，彭朝晖向记者讲述这些故事的情绪却很平静。就是在默默中，彭朝晖在与国外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竞争中创造了“世界第一”。
    创业成功后，名誉、头衔纷至沓来时，彭朝晖一概婉拒。他的理由很简单：“一辈子能把这件事做好就不错了。”
    “深圳的科技企业家之所以值得尊敬，就在于他们身上的那种敢于冒险的精神、敢于创新的志气、敢于同跨国公司叫板的血性。”周路明分析说，深圳的个性来源于移民城市居民愿意通过冒险和变革来获取高额回报的群体特征，这种心理特征以及由此建立的行为模式正好适应了高科技创业创新的基本特点。调查显示，深圳九成人有创业欲望。
    
    他们，创造了财富神话
    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身家亿万的集团公司总裁，从26岁的国家级高级工程师到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再杀入汽车制造业。王传福，这位年仅38岁的商界奇才同样在深圳制造了创业的神话。王传福让企业以不断创新的核心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力，飞速发展，并荣膺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企业家之星”，被摩托罗拉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称为“制造中国传奇的小伙子”。
    与别的网络新贵不同，马化腾则极少公开露面，也不爱与媒体打交道。但是，这个34岁的深圳企业家在世界和中国经济界可谓抢尽风头：2004年底，他被美国《时代周刊》和有线新闻网(CNN)评为200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之一，荣膺香港理工大学第四届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捧走“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新锐奖”奖杯。马化腾用他的创业神话生动地诠释了新锐的含义。
    在网站多如牛毛的年代，他的网站注册用户数量神话般突破一亿；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成功地将QQ无以伦比的网络影响力进行商业化，不管是付费注册、QQ短信聊天，还是客户端广告和QQ游戏，甚至包括QQ相关产品如服饰和玩具开发，腾讯都大获其利，公司赢利也像会员注册时几何级增长一样飚升，造就了包括马化腾在内的5个亿万富翁、7个千万富翁。他创造的庞大的虚拟家园，让海角天涯变成咫尺之间；他用那个在电脑右下角频繁扇动的小企鹅提醒投资者：创新玩的也是生产力。道可道，非常道，创新企业家精神博大精深。
    一位科技部官员调查后感言：“在深圳的突出感觉是‘三密集’：创新型企业高度密集、创新型人才高度密集、创新成果高度密集。”这里说的创新型人才，不是传统意义上拘囿于院校的教授、博导，而是指真正能与市场结合开展技术创新的人才，指那些真正能够把握技术创新方向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家。这也就不难理解，去年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深圳有4位企业家入选，其中3位是高科技企业家。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科技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深圳，一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家群体已经走上自主创新的前台！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