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自主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一片接一片”，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几次考察深圳后，不无感慨，“它们就像山中的蘑菇，只要有适宜的气候，发展潜力无限”。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如何营造适宜、舒心的“创新气候”？深圳市政府很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角色。
    “产学研”相结合，已是很多地方的经验之谈，而在深圳，这三个字变成了四个字：“官产学研”。“官”排在前头起何等作用？“我们不当‘运动员’，也不当‘裁判员’，只当‘场地维护员’”。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如是定位。
    
    当“珍珠”遇到慧眼之后
    首期投资30亿，产值预计超过1000亿，由国家科技部批准的超大型产业群——“半导体照明工程产业化基地”，因为能够迅速提升地区技术与产业发展，一时成为国内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抢夺对象，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中部省市频频抛来“橄榄枝”。
    科技创新的“香饽饽”，最终会花落谁家？
    谜底终于在今年6月13日揭开。这天，半导体照明的四个核心技术、三个配套项目，没有任何悬念地在深圳保安区正式“安营扎寨”。一时间，礼炮齐鸣。
    “别的地方条件确实诱人，但我们最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发展环境，如政策和服务的高效率，创业与区位环境的优越性。”世纪晶源公司董事长高敬德一语破的。原来，他“相中”的，就是深圳市政府营造的软环境。
    时间追溯到去年第六届高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现任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得知这一消息，火速给该公司主要投资股东写了一封“鸡毛信”，字里行间，情真意切，让投资者们对深圳决策层的诚意和胆略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深圳成为不二之选！
    类似的美谈不止一桩。
    海归博士薛敏考察了一年多，1999年才决定在深圳创建核磁共振产业化研究基地，落户高新区。然而由于太多企业进驻，加之当时人们对核磁共振尚欠了解，此项目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眼看就要被拒之门外，薛博士情急之下找到从未谋过面的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刘应力。让他万没想到的是，刘副市长一见如故且慧眼识珠，3天之内这个项目就通过了论证。深受鼓舞的薛敏，带领着从美国回来的团队，半年之内，便研制出国内第一台1.51T超导磁共振，且很快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赛百诺是世界上首个成功领取基因治疗药物“出生证”的医药公司，并在基因治疗产业化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很多人并不完全知晓，公司启动的“第一桶金”是由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局提供的。当时，区里专门派人远赴北京，登门拜访院士和权威部门，进行可行性论证。尽管业内存在着巨大争议，但是深圳人却前瞻性地看到了基因治疗的价值和意义。支持240万元启动资金、提供办公室、配备助手……创业者还没有回国，南山区早已万事俱备。虽然后来政府退出了投资，但“哺育”之恩让赛百诺没齿不忘。
    
    当政策初现“盲区”之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某些企业出现了技术人员跳槽，知识产权流失的现象。康佳与外资合作时，就遇到一个难题——如何评估引进的外资技术？政府通过调研发现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可在国内实际操作中又没有先例可鉴。
    市科技局副局长周路明一头扎进图书馆，废寝忘食，终于在国外相关法规中找到一个英文单词——intangibleassets，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到现成的词儿。人们起初直译为“软资产”，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无形资产”。
    经过一年酝酿，1994年，全国第一部涉及知识产权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出台。1995年《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又开全国之先河。
    政策层面的调整，正是对产业需求、发展新趋势的一种及时回应。深圳市政府扮演的“场地维护员”的职责之一是清理障碍物：每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梳理、筛选所有文件，凡是与自主创新政策相抵牾，阻碍企业创新的条条框框，均一律调整或清除。
    人才，是科技创新来源最重要的“细胞因子”，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技术入股的思路被视为重要突破口。1998年，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成为国内最早制定技术成果可以出资入股的城市之一。之后几年间，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深圳市有关部门对鼓励技术入股的政策条款先后作过3次修订，比例最初不得超过20％，后来提高到35％，再后来完全取消限制。
    政府确立和完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相关政策法规，相继在研究开发、投资担保、人才引进、技术入股、人员出国等方面为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给足优惠，做足文章，制定出知识创新的“游戏规则”，逐渐形成了适宜自主创新的“气候”和“土壤”。
    深圳高新技术3个“五年大跨越”阶段，与3部纲领性文件的出台不无关系，即1995年发布的《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22条），2004年颁布的《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这些文件与时俱进地解决了“该不该发展高新技术”、如何引领高新技术、怎样持续快速推进高新产业的三个关键问题。
    
    当“高新”急需扶植之际
    高新技术是吞金产业，高投资意味着高风险，融资是头等难题。“不能让产业链上出现资金断裂，政府必须加以引导。”刘应力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就组建了多家扶持高新技术发展的投资服务公司和风险基金，专门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对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科技项目提供支持，从而构筑并完善了以政府为龙头、企业为主体、银行为后盾的高科技融资支持体系。
    与解决“资金哪里来”一样，“土地怎么管”也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若问深圳哪儿的地含金量最高，答案毋庸置疑——高新区。细心人算过一笔账，11.5平方公里的高新区，工业用地仅有3.28平方公里，每一平方米的年产值高达3万元，可谓寸土寸金。但人们却发现，这里最好的地段均为大公司的研发场所。
    “研发的效益不会立竿见影，但它是科技的动力，可不能算小账”，高新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政府官员的“经营之道”，“同样一块地，不图简单地物理扩张，而是精耕细作，让每块地都是‘高产田’，保证真‘高’真‘新’。”
    土地资源配置对自主创新“偏爱有加”，政府卖给高新企业均价只有每平方米300元。
    不禁有人要问，这岂不容易被房地产公司所利用？那又如何避免在转让、抵押等环节上出现炒地行为？
    高新区负责人道出了秘诀。首先，统一政策规定，项目必须经过主管部门认定审批，这就从源头上遏制了房地产商乘机而入。其次，房屋出租也是保持在每平方米35－50元的成本价。厂房如果转让、抵押或者拍卖，只能是成本减折旧，这就限制了投机行为。
    同时，对高新区土地资源实行动态管理，一定时间内如果不开工建设，或者没有从事高科技行业，一律由政府按原价收回。几年来，高新区累计回收土地近2平方公里。去年达到200多亿产值的中兴通讯，就是在由政府出面收回来的土地上扩建的。
    “收地就是割肉”。但由于政府态度坚决，政策到位，规则明细，各方满意，至今没有发生一起纠纷。
    钱有了，地有了，由谁来孵化“金蛋”？
    深圳本地高等教育先天薄弱，科研院所相对匮乏，政府则实行“拿来主义”：引进43所国内外名校，建立8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设立5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6年前成立的虚拟大学园将海内外强势科研力量集于一园，为我所用。现在此处已是虚拟高校云集，实体科研机构林立。
    化虚为实，化远为近。“一园多校，市校共建”的模式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知识创新大观园。有道是“谁说深圳少名校，天下名校聚鹏城”。
    高科技、高智商正在涌向深圳，一个区域自主创新体系日渐形成。有人总说深圳成功的经验，关键在于政府不管；有人却说，恰恰是政府会管。
    刘应力直言，政府再小，代表的也是国家利益，企业再大，顾全的也是企业利益。政府该管的时候，不能不管；不该管的时候，放手不管。此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用好市场无形之手的同时，还要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