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科院乃至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有着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美誉的“科学十四条”具有特殊地位，它是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关键点之一。中科院在“十四条”的制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担任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十余年的吴明瑜，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慨万千。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波及科学院，原本安静的科研环境瞬间消失。这年7月1日，科学院机关第二次党代会召开，跃进形势被推向新高潮。大会期间，有43个单位向大会献礼972项，其中有102项宣称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科院提供的资料显示，“大跃进”期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给科技工作以“很大的促进”，一大批过去想开拓而不敢开拓的新学科开拓出来了，一大批曾经令人踌躇不前或者进展迟缓的科技难关，被科技专家们“大步从头越”了。

    科学院组织机构急剧膨胀、人员迅速增多，各行各业中非常严重的“左”的思想和做法出现在科技战线。1958年8月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宣布试制成功，但到了10月还不能启动。邓小平看到《科学简讯》上前后两次报道，提醒张劲夫注意防止浮夸。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要压缩点空气，泼点冷水。

    1960年10月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科院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并在上海分院“神仙会”的基础上，从如何掌握好党的科技政策和掌握好科技工作的特殊规律出发，制订了改进工作的“十四条”意见。领导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对此十分重视，他对知识分子的红与专、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等7个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与“科学十四条”同时上报中央，请批转有关部门以利于纠正“左”的偏差。

    据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十四条”重要的就是三大问题，“一是纠正‘浮夸风’，稳定研究工作，要把‘出成果、出人才’当作头等任务。第二是对知识分子如何要求，什么红专、白专、拔白旗呀，这一类问题都按党的理论给予正确的回答。第三个就是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能混淆，不能把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乱戴帽子，乱贴标签。当时文件上就写着‘不能乱贴标签，不能无限上纲’”。

    吴明瑜认为，“十四条”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政策，包括对知识分子阶层作出正确的政治判断，保障他们的科研工作条件、必要的选题自由度，甚至还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提出要保证科技工作者有5/6的工作日用于科学研究。“不要小看这个时间问题，这在当时有一场很大的争论。整天搞政治运动，开批判大会，写大字报，哪还有精力和时间做学问、搞研究呀？”

    1961年夏，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若干意见》，即“科学十四条”，它对扭转极“左”的影响起到重要作用。邓小平称它是“科学宪法”。（文/孙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