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代表委员谈起环保话题，各抒己见，见仁见智。

    谁都管 谁能管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代表的一项调查直指船舶污染的源头。

    在近一年时间里，这位60岁的老环保人走遍中国的主要港口。他发现的问题是，大型船舶带来的污染远远出乎意料，“一艘巨轮从进港到出港的短短时间内，排放的污染相当于十辆大卡车。”而在《穹顶之下》中，这种污染被描述成“中国二十多万艘这样的船，它们用的都是最差最差的那种重油，污染到什么程度，有的码头上你可以用手把黑炭一粒一粒地捡起来。”

    包景岭手头的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72.8亿吨，完成了世界货运吞吐量的八成，有八个港口进入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但巨大货物吞吐量背后，一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面却是船舶排放的大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加剧了周边的大气污染。

    相对于北美和欧洲海域对大型船舶严格的排放限制，中国大陆尚无出台明确的排放条例，致使国内港口在“放任船舶污染的市场中‘公平竞争’”“我到天津港调研，建议他们单独采取严格措施拒绝污染严重的远洋货轮进港，但他们也无奈，‘你禁止了，他们就转向附近环保监管宽松的港口，这就是客户的流失。’”

    船舶管理“九龙治水”也是造成困境的另一个因素。“虽然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交通运输、渔政等有监督管理权的主管部门对船舶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的条款，但还停留在‘有监管义务，无监管权力’的层面上。”

    为此，他建议，应尽快制定全国范围内的沿海排放控制区；加快制定船舶相关大气污染控制法规和标准，明确环保、交通、海事部门的职责，明确违法处罚方式和力度。

    持久战 争朝夕
    本报记者 高博

    “那些低技术的污染企业本来就不该生存，最终关掉也是无法避免，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很多次了。”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告诉记者，每次提高排放标准，技术落后的企业就会淘汰一批，高技术企业活下来壮大，这一过程会带来阵痛，但仍在政府接受的程度内。

    “比如淮河流域治理过程中，关闭了一大批小企业，对当地经济影响巨大。内蒙古乌海关闭了很多炼焦厂，很多老板刚买了设备就被关了。很多人说‘这不人性化’。但现在老百姓很支持，因为看到了环境改善。”高吉喜说，河北钢铁行业这样的排放大户，也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虽然体量大，但可循序渐进地调整。

    “从中央，到河北，政府都做了很多评估和充分调研，有预判的，并不盲目。”高吉喜说，“现在政府是有计划地调整，不会一下把企业全关了。难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

    高吉喜认为，如今环保事业的形势比起几年前好得多，让人乐观。“一方面，国家的积累已经允许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好起来后，对环境的看法也变化了。”

    高吉喜说，已经出台或即将出台的《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即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今后环保执法提供了基础，今后能否严格执法，要看社会守法意识的进步，这一点不光是环保领域的事情，高吉喜认为，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民众已有很好的法律意识。

    追问下 言难尽
    本报记者 盛利 房琳琳
 
    跟拍河北环保厅长

    《穹顶之下》不仅引发网络舆论风暴，也使部分来自重污染城市及石化、环保等行业领域两会代表、委员们处于风口浪尖。

    3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北代表团驻地。

    晚上7点前后，守候近2小时的记者看到，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代表出现在驻地2楼餐厅。听闻记者采访环保话题的来意后，陈国鹰踌躇数秒，欣然开口：“环保很受关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会涉及环保问题。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可以结合报告内容，再与你们记者深入谈谈。”

    停顿了一下，陈国鹰表情舒展开，继续说：“现在环保问题说的很多。但总体来讲还是要少说多做；要俯下身子，潜下心来，真抓实干。”

    此时，记者提到《穹顶之下》，陈国鹰突然收起话题，表情一沉，连连摇手，转身离开。

    记者追进电梯：“您今年有哪些议案或者建议？”

    “加强基层环保队伍建设，现在环保监管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基层环保队伍是重要保障机构，人员配备等方面需要加强。”

    “环保部门治‘霾’是否弱势？”记者问。

    陈国鹰顿时嘴唇紧闭。

    “《穹顶之下》是否给了你们很大压力？”记者再问。

    陈国鹰面无表情，再不开口。

    这时，手机响了，仿佛得救般，陈国鹰立即掏出手机，甚至没看来电显示就接起电话，匆匆走出电梯。也许是因为记者穷追不舍，他一路“带领”记者，从二楼电梯间下楼，穿过宾馆大厅，走向驻地宾馆大门外。

    挂电话后，看到记者依然锲而不舍，陈国鹰再次开口，“等到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围绕报告中环保内容、任务，再与你们聊。谢谢。”言毕，他迅速转身再次进入驻地酒店大厅。

    煤少了 气顺了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柴静的视频是个促进。”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尚勋武委员的微信朋友圈也被《穹顶之下》的视频评论刷了屏，他认为，无论有没有这个宣传片，实际上，政府和百姓在环境治理上的认识和决心已经统一起来了。但建立成熟的环境成本观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年前，我们的取暖费涨到了五块多（每月每平方米）。现在兰州的空气质量比北京好呢。”说着看似不关联的两件事，他表达出一名兰州普通居民的环境成本观，“兰州曾经是重污染城市，大家体会过吸霾的沉重，关闭燃煤锅炉虽然带来取暖成本的增加，但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值了。”

    据了解，去年10月间，在陕西省政府下文将年度取暖费由每平方米3.8元下调为2.2元的时候，兰州则将取暖费从4.2元涨到5.4元。原因是天然气集中供热在兰州市占大头，煤的价格下降了，天然气的价格增加了。

    “这事几年前是推不动的，”尚勋武说，“洗煤要有成本，高标号的油要增加成本，煤改气需要成本，”作为经济链条里影响成本的关键环节，能源的价格直接影响消费品的价格。“公众用不起，一涨价产业就不景气，生产者势必去找便宜的脏煤。”

    如今，雾霾“穹顶”“铁帽子”般压在人的头顶，这样的震惊倒逼公众观念达成一致。“兰州花了两年时间关闭了全部的燃煤锅炉；把燃煤取暖住户，全部改造为集中供暖；在每个进城的路口抽检，不允许有烟煤、超标煤进城。”

    环境成本观念打通了，环保举措的推行就自然而然畅通了。“集中供暖，通到各户的管道由政府出钱，家里的取暖设施居民得交费。为什么老百姓愿意交？现在一个是公众意识到位了，一个是经济上也能承受了。”

    “看菜吃饭，看钱干活，”尚勋武也提醒，治霾不能急于求成，河北也在关停小炼炉，但每个关停都需要财政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