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亮光划破天际。

    多年前，那些在时代喧嚣的空气中敏锐地感受到这亮光带来的激情与灼热气息的人们也许未曾料到，这支1988年擎起的火炬，会照亮整个科技界和产业界，激活无数荒蛮偏僻的土地，引燃千百万中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的热情，更揭开了中国向高新技术产业高地进军的序幕。

    20年从无到有，20年艰苦创业，20年筚路蓝缕。伴随着1991年、1992年高新区的启动建设，到如今遍布大江南北的88家国家高新区，一片片热土不仅成为体制改革的先行区，智慧和资本的聚合区，更成了开放创新的引领区，创造出了令世人震撼的经济和科技奇迹——

    这里，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产出了全国7%的GDP，实现了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不仅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增长极，更引领和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里，一批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重大装备关键产品的研制成功，提升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为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优势；

    这里，中兴、大唐、联想、华为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茁壮成长，企业正逐步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创新产出的主体和创新价值收获的主体；

    还是在这里，各种连接和疏通创新价值链的服务体系的创建，使得一个联通基础研究、工业应用、商业价值的创新系统日渐清晰，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正成为高新区增长和发展的主流模式。

    负重剑，行长路，成大器。背负光荣与梦想，历经波折与艰辛。峥嵘20年间，国家高新区涂抹出的五彩画卷，已然成为整个国家发展历史上最绚丽的一抹波澜。

    梦想的起飞

    ——这是一个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

    “你想创业吗？你想闯出一番天地吗？我们将免费提供办公场所……”

    1987年，武汉的几所高校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则奇怪的小广告。

    因为张贴小广告，武汉东湖创业中心办公室主任龚伟被抓进了大学保卫处。

    然而，这几张看似“不靠谱”的“牛皮癣”，竟鬼使神差地让一些满腹顾虑的年轻人动了心，也为租借部队营房挂牌的创业中心迎来了第一批“不知深浅”的创业者。

    彼时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汹涌，而我国历经改革开放洗礼，却依旧无法摆脱科技与经济脱节的局面。

    如何让市场前景广阔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

    伫立在长江边的武汉出现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1984年11月30日，全国第一家有形的常设技术市场在武汉挂牌成立；1987年设立在东湖的全国第一家“孵化器”，成为高新区史册上耀眼的开端。

    那是个躁动而热烈的年代。“我们下海吧！”所有年轻或已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相互试探和鼓励。

    在北京，继“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掀起波澜后，到1984年，此后在中关村声名鹊起的“两通两海”均已成立，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到中关村大街组成的狭长地带上，已有40家科技企业，“电子一条街”声名在外。在浪花飞溅的创业潮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和其他10个中年同事，也拿着中科院计算所20万元的开办费应声下海。

    在南国，发轫于“三来一补”的乡镇工业不断融入国际市场供应链的同时，深圳人也不甘落后地向科技人员伸出了“橄榄枝”。1985年7月，中科院与深圳市合资成立深圳科技工业园，成为中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区。在创业热潮的蛊惑下，国营企业技术科长出身的侯为贵，也和更多的“离经叛道”者一起，成为深圳科技企业创业史上的“元老”。

    回望历史，在狭窄的深圳湾，在喧嚣的中关村，在寂静的东湖边……在智力的密集区，市场的活跃地，随着私营经济被确定为合法，越来越多的人们挣脱体制的桎梏，放飞创业的梦想，为多年后声名大噪的企业播下第一颗希望的“种子”。

    要文秘，有打字员；要贷款，可以提供担保；要办执照，有人专业协助跑工商；电压要增容，有人帮你去找供电部门……如今，享受这样的“保姆”服务，高新区的初创企业可能已经习以为常，而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当年，“龚伟们”和孵化器所做的种种探路，对于刚刚突破体制桎梏的初创企业而言，几乎不可想象。

    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专利数量最多的激光旗舰企业的楚天激光，当年只有几张激光多用焊接机的设计图纸，却得到了由创业中心协助办理的近100万元的贷款和一系列服务。

    “这里看不到高高的烟囱，听不到机器的轰鸣，但当初骑着自行车来这里创业的人们，最后大多开着汽车出去。”20年之后，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以此来褒扬东湖创业中心时，无疑也为“孵化”二字做出了最生动的注脚。

    这，仅仅是开端。

    1988年，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设立和“火炬计划”的实施，给新兴的中关村带来了如空气、血液般珍贵的宽松自由，更以各种优惠政策和服务打造了一个扶持服务创新创业企业的“创新场”和孵化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伴随着“火炬”的点燃，这呐喊宛如海浪，翻涌，澎湃……

    价值的凸显

    ——创新路上的蹒跚而行，它充满艰辛，但也充满魅力

    8个人，50万元。1992年，伴随着“小平南巡”开启的春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多了一只名为中联重科的小船。

    200平方米的车间，工具就只有榔头、扳手和螺丝刀，当年脱胎于长沙建机院的中联重科可谓一穷二白，但幸运的是，它甫一出生就坐落在了前一年刚刚因陋就简成立的长沙高新区里。

    春雷滚滚，风帆浩浩。

    新的政治、经济发展周期，对每个城市和区域来说，都意味着大变局的来临。

    这一年前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股建设高新区的热潮，迅速席卷神州——

    西安高新区在城西南郊外的一个雨天，踩着泥泞，从“白纸”上起步；东湖高新区所在的武汉鲁巷一带，当年还是种着萝卜和白菜的菜地；1992年，曾经只长荸荠和庄稼的张江，尽管挂上了高新区的牌子，也不过是区区小镇……

    空白，却并不意味着贫瘠。在火炬高高燃起的同时，一系列人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迅速在这些区域涌现：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市场、生产力促进中心、大学科技园……

    “公司挂起的第一块牌子上就写有‘高新区’的字样。”也许，对于当年的中联来说，“高新区”三字只是个新鲜的“噱头”，却未料想，此后二者相伴成长的20年间，企业能收获一路的风雨扶持。

    “无论是享受园区的各种优惠政策，还是企业对发展空间的要求，我们都尽量予以扶持或满足。”20年间，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经发局局长陈智勇见证了中联重科的成长，“2003年前后，中联重科转制遇到了困难，我们陪着一起去跑发改委、建设部，跑省里的各厅局……甚至2009年之前，中联重科的企业所得税都是免征的。”

    从稚嫩种苗到大树参天。时至今日，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企业、全球最大的起重机械制造企业的掌门人詹纯新仍然慨叹：“离开高新区，就没有中联重科今天的成就和扩张。”

    “中联重科对高新区怎么要求都不过分，要在各个环节全力以赴地支持它。”采访中，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罗社辉的一席话正与前者相映成趣。

    正是凭着以“一站式办公”为代表的高效贴心服务，园区特殊的优惠政策，相对集中的土地空间，以及逐步建立的科技服务机构、公共技术平台……使得那些原本荒凉冷寂的土地上，不仅迅速汇聚起人气和资源，聚集了一大批创新创业的企业，更有一批企业在其中由弱至强，“小麻雀”变身“金凤凰”。

    反过来，这些企业在高新区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催生了园区内企业形态从产业集群到产业链条的演进。

    在长沙，以中联重科崛起为龙头，使得周边形成了上百家极具活力的中小配套企业群，每年为其配套的金额数以百亿计。

    在张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的进驻，不仅扭转了大陆长期以来高档芯片全部依靠进口的局面，更吸引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企业纷纷靠拢，形成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扎堆效应”。张江从零开始，一跃而成全国最大的微电子产业基地。

    为什么企业在高新区内发展得更好？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思考高新区在哪些方面能够有效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火炬情结”很深的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赵玉海如是总结，“当时的判断现在看起来也很正确，就是产业集聚。”

    “集聚是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赵玉海的观点，其实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家、产业集群研究之父迈克尔·波特的话不谋而合。

    不容忽视的是，1993年，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成为高新区内产业集群形成的另一推手。

    数据显示，1992年之后的中国吸引外资的累计流入量，占1979—2000年总量的93%。伴随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的产业格局和经济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世界500强企业的进入，使得一些企业成了“开关厂”，有的自我淘汰，有的寻求合资；与此同时，另一些企业，则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保持了奇葩独秀。

    在深圳，拥有自主程控交换技术的华为，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从偏远的城镇电信局突围，迅速抢去了跨国公司们还没来得及顾及的“蛋糕”；在成都，创立于1993年的迈普一路突围，由3个创业者从自行车棚起步成长为知名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我们并不与外资正面冲突，而是有选择地在特定领域差异化竞争。”迈普信息科技集团CEO肖志辉如是总结企业的优势。而其手中在握的95%为发明专利的330多项国内外专利，分明是赢得竞争最优渥的“砝码”。

    因着产业集群的出现，1995年，以软件产业基地为代表的一系列特色产业基地布局国家高新区——

    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产业，迅速向特色产业基地规模化聚集，北京的信息技术、上海的微电子、深圳的通信技术、长春的光电子和汽车及零部件、西安的通讯及软件、成都的生物医药……一个个集群化产业竞争高地，在此基础上逐渐壮大成型，对各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辐射力。

    高新区发展的第一个10年结束时，这样一组数据也许有着最强的说服力——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0年前的1%左右提高到10%以上，其中50%左右由高新园区贡献；高新园区产业层次逐步提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环境保护、光机电一体化6个技术领域的产品产值，占高新园区工业总产值的73%……

    短短10年间，中国高新区今非昔比，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常常会迷失在不断更新的土地上；然而繁盛与埋伏在其中的危机，总如硬币的两面相伴相生。埋头赶路的同时，更需清醒思考未来的走向。

    转型的力量

    ——只有形神兼备，才能成为新经济巨人

    在日趋平坦的世界里，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更快更易失去某个领域的比较优势。

    进入新世纪，我国全球制造业链条末端“制造中心”的脆弱地位正日益凸显——

    2000年年底，六大DVD技术开发商联盟向中国企业宣布“DVD专利许可激励计划”，中国的DVD整机生产厂家必须交纳产品净售价的4%或4美元的技术专利使用费；

    2002年，我国有71%的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39%的出口产品因此受到影响，损失金额达170亿美元。

    在较早承接制造业转移浪潮的无锡高新区，也遭遇了“当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来考察时，拿得出手的竟然是一家生产内衣的日资服装企业”的尴尬。

    不得不承认，在国家高新区高速发展的第一个10年，尽管培育出了一批自主品牌企业和自主创新成果，但其在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利用内外资资本聚集企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功绩无疑更引人注目。

    创新是灵魂，产业是脊梁。

    对于高科技园区而言，如果有加工而无创新，有企业而无产业，园区将陷入发展的尴尬。

    更何况随着成本的抬升，用地的短缺，园区面临着现实的发展压力。寸土寸金的深圳，不得不面对华为总部的外迁，处于主城区的园区已不能承载制造业功能，哪怕是“高科技制造业”。

    居安思危。2001年9月16日，在武汉召开的国家高新区所在城市市长座谈会上，高新区人率先吹响了“二次创业”的号角，要求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推进高新区转变发展模式，坚持从“引进发展”到“自主创新”进行转变，做高技术内涵的产品。

    摒弃政策驱动、投资驱动的老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成为共识，中国转型发展的道路上，一个国家高新区引领“自主创新”深入发展的时代由此开启。

    如何在跨国公司的背影里，闯出一片创新创业的新天地？

    2001年，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几页商业计划书和一腔热情，太阳能博士施正荣从澳大利亚回国。

    “那时候，新区还在艰难的招商，区域优势上拼不过上海、昆山、吴江；我们甚至也拼不过市里的招商局。”尚德集团副总裁、也即当年引进尚德时的论证者、时任无锡新区科技局副局长的刘志波如是描述当年的困窘。

    披着一身“新鲜阳光”，施正荣的出现，无疑成为无锡新区和以往习惯了“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高新区们转型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5家大公司联袂加盟，拿出5000万元作为投资，施正荣则以技术入股20%，成立了无锡尚德。4年之后，尚德成功登陆纽交所，跻身世界光伏行业三强。

    而由此掀起的一场遍及整个中国的“光伏风暴”，不仅让其发源地无锡，藉此东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光伏产业总产量与产能跃居全国首位，更引发了苏州CSI阿特斯、常州天合光能、江苏林洋新能源、中电光伏等江苏“五虎将”的密集出现。

    这一年，两年前从硅谷落户中关村的邓中翰和他率领的中星微，成功实现了百万门级超大规模芯片“星光一号”的产品化，并打入国际IT市场，被飞利浦、三星等品牌用于电脑摄像头核心芯片。此后陆续面世的“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更标志着中国IC产业设计水平已开始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与此同时，联想、海尔、华为、大唐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业，逐步成长为行业科技进步的“领头雁”，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甚至国际制定标准——

    2005年，联想完成对IBM全球PC业务的收购，包括与电脑有关的研发、制造、品牌、专利，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个人计算机厂商；

    2005年前后，百度、盛大、腾讯、九城接连在海外上市，互联网产业的崛起为中国公司找到了打破疆域和重建游戏规则的无限可能；

    2008年，闪联标准成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ISO国际标准，填补了我国信息产业在ISO领域的空白，使我国企业在全球3C协同技术领域拥有了话语权；

    ……

    在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长期把持的全球高新技术产业格局中，我国企业正成为一支羽翼渐丰、不容小觑的新生力量。数据显示，2003—2008年间，全国企业一半左右的研发资源都集中在高新区，高新区成为全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

    大量海外人才归国创办高科技企业，本土创新企业奋起发力价值链高端，外企研发中心开始进入，文化创意、软件外包等一批新兴产业业态新鲜面世，中西部高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至此，当年火炬燃起的点点星火，已然在国家高新区这个大实验场上，收获了姿态万千、蔚为壮观而又令人振奋激越的创新果实。

    “勇往直前，与日俱进，跨越发展”，温家宝总理“车马炮”形象寄语，正是这一时期高新区发展的生动写照。

    嬗变的希望

    ——通向未来的征途上，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生成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面对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高新区内一批本土创新型骨干企业担当了稳定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交出了一份抢眼的“成绩单”——

    仅以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型中小企业占九成的西安高新区为例，2008年1—10月，经济增长率为16.2%，是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年，当年出口额不降反增，甚至比2007年翻了一番。

    高新区并不满足于此。

    从空白到繁盛，由追赶而跨越，与国家的重大产业布局相应和，与区域优势产业基础相衔接，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高新区的涌现，使高新区成为我国新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核心载体。

    在无锡，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拥有一个尚德。

    2009年，无锡新区请来了攥着一把神秘产业“钥匙”的刘海涛。

    如今，驻泊在无锡新区“双子座”里的中科院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已经拥有14家下属企业，并打造出智能围界防入侵系统、多媒体传感网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等核心产品。

    在中国传感网产业联盟旗下，众多传感技术专家以及移动、联动、电信、华为、中兴、大唐、联想等关联产业龙头企业向无锡汇聚，一个新型的物联网产业正初具雏形……

    在深圳，从早期扬名的迈瑞，到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华大基因，深圳生物企业依靠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第一张亚洲人基因组图谱，国内第一个生物工程一类新药，第一台医用的核磁共振诊断仪器和超声血液的成像系统……凸显着其在生物产业上的竞争优势。

    在张江“药谷”，几乎所有一流的跨国公司都有委托业务在张江，涵盖新药研发各阶段的“外包”服务链正在形成。

    ……

    无论物联网还是纳米材料、生物信息，都是国家高新区竞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缩影。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重构、延伸和调整，中国能否诞生新的产业业态？

    向为人先的深圳作出了回应——

    2010年7月，“80后海归”刘若鹏率其核心研究团队，作为中兴和腾讯的新邻居落户在深圳高新区时，他所研究的“超材料”对很多人而言还很陌生。

    之后短短两年，其创立的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超材料技术的领军企业，跻身国内一流科研机构行列——

    它以平均每周申请25项发明专利的速度，迅速在超材料领域形成对原创性知识产权的覆盖，目前已拥有1589件底层技术专利及应用专利，在超材料领域首屈一指；它携手华为、中兴、迈瑞等11家单位，领衔成立“深圳超材料产业联盟”，意味着一个超万亿的产业集群发出了崛起宣言；由它主导的世界首条超材料研发中试生产线落户深圳龙岗，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约5亿元，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市场产品全产业链。

    “缩小中外高新区的差距，要创建世界一流园区，扶持几个世界级企业，造就几个世界级企业家。”展望未来高新区的前景，老“中关村人”朱希铎如是提点。

    “将光启打造成中国的苹果和高通”，正是年轻人刘若鹏的豪言。

    对于中国高新区而言，尽管创建世界一流园区的号角已经吹响，在通往明天的道路上，如何培育未来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推动产业进一步融入国际价值链高端……一道道崭新的命题还在等待突破，一个个未知的考验考量着新的智慧。

    步入转型年代，嬗变中包蕴着希望，创新中滋养着梦想。而未来东方的曙光，也正在以引领者姿态出现在中国高新区，孵化，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