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员作为“特派员”，带着技术、项目、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以双向选择和市场机制下到农村，与农民建立经济利益共同体，探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农技推广新机制，为科技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突出贡献。几年来，科技特派员作为一项制度，已在全国广大农村落地开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为迎接全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召开,本报从今天起刊登一组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地区的报道，讲述科技特派员的故事，以交流经验，进一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
    
    福建省南平市。7年前，科技特派员这个响亮的名字从这里传出。7年后，全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将于7月13日在这里召开。7年前，这里开始了一场农技推广新体制的探索，科技部、人事部等部门敏锐地发现了科技特派员这一新的经验，并大力推广。7年后的今天，已有23115名科技人员作为科技特派员，活跃在我国24个省的593个县，他们以科技服务“三农”的辉煌业绩，谱写着农技推广的新篇章！
     “不能像皮球浮在水面上”
    历史的镜头推向1998年。这年底，一场3000多名干部驻村调研的大行动在福建南平展开。以市长兼任市科委主任而闻名的李川，住进南平市的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
    南平市，地处闽北山区，300万人口70%在农村，是福建的农业大市。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南平的“三农”问题也十分突出，各种矛盾激化，特别是上面的方针政策落实不下去，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下滑（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怎么办？南平市委、市政府从调研入手，寻找破解“三农”的答案。
    一位村民的话在李川心中掀起波澜：“你们干部下乡，就像水面上的皮球。你们从上面看，皮球下了水；我们从下面看，皮球还是漂在水面上。”不久，李川在科技日报全国记者会上，对记者们说，农民的这一番话，对他震动很大。
    作为一个农业大市，传统农业优势曾创造了它几度辉煌的历史。这次3000多名干部参与的驻村调研，找出了“三农”发展的五个“结”：滞后的科技服务，乏力的农业投入，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断层的领导体系，农民对民主法制的期盼与实现的背离。我们的干部、科技人员不能像皮球浮在水面上，一定要沉下去！
    症结找到了,还要一针扎到穴位上。1999年初，南平市委、市政府出台政策，实行干部下派，大批科技人员以科技特派员的形式进入“三农”第一线，开始了农技推广新体制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以“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作新机制，引发了武夷山下一场深刻变化。
    “科特派”从南平推广到全国
    在南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婚宴可以推迟，农技讲座不能不听。
    一场婚礼喜筵即将开席。然而，望着四座皆空的酒席，一对新婚夫妇面面相觑。
    原定乡亲们来喝喜酒的时间快到了，怎么人都没到？当地有个习俗，结婚办喜事，村里的乡亲大都会赶去吃饭、喝喜酒，以庆贺新婚之喜。
    “今儿这是怎么了，快去找找看。”新郎的父母催促。
    当一对新婚夫妇找到乡亲们时，只见一间教室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乡亲们正聚精会神地听一位科技人员讲怎样为锥栗剪枝。
    没有想到，来叫乡亲去喝喜酒的新婚夫妇也挤在人群中，津津有味地听起了起来。
  南平市林业科技人员詹夷生，人称“锥栗王”，也叫他“詹特派”。1999年初春，他作为首批科技特派员，一头扎进锥栗种植户中，推广实用技术，特别是他讲农技课，通俗易懂，听得明白，学得会，用得上。这天正巧他来到村里讲座，于是出现了“婚宴可以推迟，农技讲座不能不听”的场景。
     “我们好比种子，农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农民结合起来，在农民中间生根开花。”被农民前呼后拥的“詹特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林业科技工作者，远比撰写论文和申报职称更重要的是，按农民的需要提供服务，让农民在致富路上有了奔头。“是南平市委、市政府创造性地推出科技特派员驻村服务的举措，让我把学到的知识变成了农民口袋中的钱。”他由衷地说。
    以往科技人员也下乡，为什么不像“科特派”这样受欢迎？时任南平市长的李川说：“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新的机制。市委、市政府制定优惠政策，确保科技人员采取多种形式与农民结合，由短期行为变成长期行动。”
     就是这个南平的新机制，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上介绍后，使人耳目一新，受到广泛关注。随即，科技部派出调研组到了南平。在总结南平经验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做法给予大力支持，积极推动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的开展。
     2002年，科技部组织了一次考察研讨活动，西部五省区科技厅领导的身影出现在南平大地上，他们耳闻目睹，为之振奋。很快，西部五省区的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相继启动。试点省区的党委、政府都出台了文件，用政策规定了科技人员下派后，原有的一切待遇保留，考核、提拔优先，项目倾斜支持，与农民双向选择，鼓励并保护以多种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探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和农民的积极性。几年来，不仅限于西部地区，而且在东北、沿海以及中部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专报《浙江推行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做法和经验》一文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这种做法很好。请科技部进一步总结有关省市的好做法，推动农村科技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也分别作出指示和批示。
    科技部、人事部于2004年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江西、湖北等7个省区，组织开展了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巡讲活动；参与组织了山东、甘肃、广西、新疆等试点省区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现场会。
    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正式启动了“中国农村科技扶贫创新与长效机制探索”项目，将在15个省开展试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对科技特派员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与科技部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合作。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启示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农村科技进步、农业产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益尝试和实践。谈到制度实施的现实意义，一直推动科特派工作的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总结了四点。
    一是科技特派员制度找准了切入点，把现代生产要素带到农村去了。“假如说农业经济围绕着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无休止地打转，那么永远也逃脱不了传统农业这个模式。”刘燕华说，科技特派员下去之后，他们把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带下去了。“只要解决了一个技术，一个苹果就从五毛钱变成了一块五，一个技术就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他认为，这些新的生产要素，恰恰是农业改变传统农业模式最需要生产要素，就是现代化的生产要素。
    二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拉长了农业产业链。“靠原材料的生产，靠一个汗珠摔八瓣，靠农民披星星戴月亮这种运作，能够让农民致富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刘燕华说，传统农业产业链被工业、商业分割了。比如我国原奶的收购价格只是国际市场的1/2，但到了超市，奶的价格是国际市场的4倍。有了科技特派员之后，他们既解决供应问题，也解决生产问题，更考虑流通和市场问题，把被隔断的产业链要给它接上，农民在拉长的产业链中增收致富。
    三是科技特派员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业进入现代化，就应该向现代工业那样，形成有效的组织和分工，形成一体化的运作。把小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起牵线搭桥作用的是科技特派员。目前，农村的各种专业协会，形成了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全国有10万多个，比较大的基本上是科技特派员组织起来的，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这些专业组织，把小生产引入了大市场，把分散的农民与市场网、技术网、经济网结合，形成了通过市场拉动的新的集体化组织形式。
    四是科技特派员制度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谁给老百姓办事，我们就拥护谁。”这是一位农民的话。朴素的话语说明，科技特派员制度成为服务农民的“联心桥”。科技特派员在转化技术成果的同时，也给农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现代化文明。
（科技日报）